事实上，2009—2013年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简单来讲，一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由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主体（央行、企业和个人）对该货币的支付结算需求、投融资中介需求和外汇储备需求来决定，这反映了该货币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也会受制度性因素和历史事件路径依赖的影响对于非北约国家，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对其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配置，将部分美元储备换成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币种，或者将部分外汇储备替换成实物资产，比如黄金、大宗商品或者股票。

但是，当经济稳定后过剩的流动性给美国带来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就会开始紧缩货币政策，通过加息或者抛售国债等方式收回流动性。三是推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比如建立离岸的大宗商品现货和衍生品交易市场，重点抓住金融衍生品、新能源和碳金融等新兴交易市场。简单来讲，一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由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主体（央行、企业和个人）对该货币的支付结算需求、投融资中介需求和外汇储备需求来决定，这反映了该货币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也会受制度性因素和历史事件路径依赖的影响。二是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推动人民币的使用，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包括加强CIPS系统的推广和使用，加大双边货币金融合作协议，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开设分支机构等。同时，美元的主导地位会放大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及其退出过程的溢出效应，严重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可以看到，每次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都会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汇率或金融危机。相比而言，美元在当前国际贸易和支付中的占比约为40%，美元资产在全球央行储备中占比约为60%。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控能力。

一是外部资金大量涌入造成资产泡沫。以下是发言全文： 1997年7月初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距今已经25年。1998～2004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推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迈上大台阶，为下一阶段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危机应对举措。

1998年中央政府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国家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投资。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部分国家提供救助时，要求采取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收缩，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下跌，进一步推动国际资本外逃。

马来西亚受危机影响时间最长，连续两年负增长，直到2003年后经济增速才回到危机前水平。但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这些经济体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风险也暴露出来。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造成冲击，并造成投资下降和失业增加，经济增速放缓。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人们进行反思，质疑亚洲奇迹的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成为关注焦点。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将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并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在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内地冲击的同时，我们还坚定支持香港渡过难关，同时向国际社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通过多种渠道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外汇支援，增强了东亚各国战胜危机的决心和力量，为稳定东亚经济和金融市场作出重要贡献。应对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也才能更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许多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对于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和潜在的危机冲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2年8月19日，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缓冲外部冲击。

第四，稳步扩大开放才能更好抵御外部冲击。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引入住房按揭制度，发展房地产市场。

封闭并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只有开放才能真正提升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危机使这一地区1万亿美元贷款变为呆账，2万亿美元股票化为乌有，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遭受损失。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推进国企、金融、外贸、房地产、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不仅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而且提高了供给侧效率，增强了增长内生动力，为走出危机和启动新一轮增长奠定了基础。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对石油、通信、电力等进行战略重组，推进这些企业公司制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进入加息周期后形成的外溢效应，导致大量资金从东南亚回流美国，对危机爆发起到推波助澜作用。01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连续下调各项基准利率，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8年3月一次性将维持10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一次性下调5个百分点至8%，1999年再次下调2个百分点至6%。第三，深化改革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途径。

高速增长时期掩盖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在危机时期往往会水落石出，这往往是推动改革的重要窗口期。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客观上起到了隔离外部冲击的作用，因而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影响较小，但不能因此否认开放的重要性。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多为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的经济体，长期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这种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国际收支水平明显改善，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固定汇率制度加剧汇率风险。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往往都存在负债率高、期限错配、不良资产比例大等问题，增大了金融体系脆弱性，一旦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脆弱的金融体系就会首当其冲。此时推动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更容易达成共识。

1998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7.8%，1999年再下降到7.7%，直到2003年经济增速才回升到10%以上。加快加入WTO谈判进程，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通过汇率并轨改革和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推进外贸快速增长。

02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恢复。可见，东亚经济体普遍存在高投入高负债的增长模式，重视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质量，这种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模式是引发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启示我们，要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健全金融安全网，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03推进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

国际游资趁机进行投机炒作，迫使这些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并从中渔利，加速了危机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应对举措 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直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高投入推动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国内资金成本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大规模引入低成本国外资金，有的国家外债规模占GDP比重高达50%左右，加上金融监管不力，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不仅普遍出现资产泡沫，还造成资金期限错配。我们要坚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汇率调节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稳定器作用。

第一，健全的金融体系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保障。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体都遭遇了严重冲击。

第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由于企业盈利下降，资产负债表恶化，银行放贷更加谨慎，企业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同时失业增加，农民工返乡，社会消费疲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

到2020年底，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民营中小企业快速成长。推动地方中小国有企业转制，并给予减税和信贷支持。